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把中秘所藏题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的简册汇编整理，按国别编排，定名为《战国策》，并写了一篇书录。本文介绍刘向的整理方法和书名由来，以及东汉高诱作注、北宋曾巩访求补缺、南宋姚宏和鲍彪各自校注等历代整理过程。
《战国策》所记多是谋士游说诸侯的言辞，与《汉书·艺文志》所列纵横家关系密切，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是其中最著名的篇章。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部分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也促使学者重新讨论苏秦的年代。本文讨论这部书的纵横家性质和史料价值。
《国语》以记言为主，《周语》三卷集中保存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周室大臣的谏言。本文选读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弭谤、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仲山父谏宣王料民和伯阳父论地震等篇，说明这些谏辞的论证方式及其反映的周代政治观念。
《国语》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编排，共二十一卷，各国篇幅相差悬殊。本文逐一介绍各国之语的卷数和代表内容，如《晋语》九卷的分量、《齐语》与《管子·小匡》的关系、《郑语》史伯论“和实生物”、《越语》中的范蠡，并说明“春秋外传”之称与三国吴韦昭注的价值。
《穀梁传》与《公羊传》同为问答体解经之书，却在宗旨与风格上各有特点。本文以两传对“郑伯克段于鄢”的不同解释为例，比较二者的释义方法，介绍穀梁传重礼义与宗法的倾向，汉宣帝时石渠阁会议后穀梁学立于学官的经过，以及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兼采三传、不专守一家的特点。
《公羊传》以问答体逐字解释《春秋》，提炼出一套“义例”，即从书法中推求褒贬的规则。本文介绍公羊传由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写定的经过，开篇“元年春王正月”所发挥的大一统之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三世说，为尊者、亲者、贤者讳等原则，以及何休解诂对这些义例的系统化。
《左传》保存了大量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是先秦说理文字的精华。本文选读烛之武夜见秦伯、展喜以“先王之命”退齐师、子产拆毁晋国宾馆围墙三段，分析其中利害陈述、援引旧典与据理力争的技巧，并介绍吕相绝秦书的铺陈，以及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评语。
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左传》注本，也是唐代《春秋左传正义》所依据的注。本文介绍杜预以将帅身份自称“左传癖”的逸事，他把《春秋》经文与《左传》按年相附的编排方法，“发凡言例”的义例观，《春秋释例》等配套著作，以及汉代贾逵、服虔旧注的亡佚。
《左传》按年记事，一件事往往分散在相隔多年的不同条目中。本文以吴越争霸为例，说明编年体的长处与不便，介绍南宋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的背景、章学诚“因事命篇”的评价，以及清代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按国别分类、以事为纲的编法，并提出自己整理事件线索的方法。
《春秋》经文简短，必须借助传才能读懂。本文介绍《春秋》记事的起止年代与按年月日记事的体例，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在解经方式上的差别，经与传原本各自成书、杜预把《左传》按年分附经下的经过，并建议初学者以经为纲、以左传了解史事、再读公羊穀梁体会义例的阅读次序。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建构理学体系的核心著作。本文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例，介绍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补写“格物致知”传的做法，改“亲民”为“新民”的依据与争议，《中庸章句序》提出的道统谱系，以及“性即理”等理学概念如何通过注释进入经典。
朱熹生前其学说一度被斥为“伪学”，身后却成为官方正统。本文梳理《四书章句集注》从庆元党禁时期受压，到南宋后期地位上升，再到元代皇庆年间诏定科举以四书朱注出题、明代永乐年间编纂《四书大全》、八股文“代圣人立言”的经过，直至清末废除科举，并评述其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