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怎样成为科举教科书：从庆元党禁到八股取士

一部注释著作成为数百年间全国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不多见。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有这样的经历。但它的地位并非一开始就确立的，在朱熹生前，他的学说甚至一度受到朝廷的压制。了解这部书走向科举的过程，可以看到学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

南宋宁宗庆元年间，朝中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与朱熹关系密切的大臣失势，反对派把朱熹一派的学说斥为“伪学”，禁止传习，参与者被列入党籍，史称“庆元党禁”。朱熹本人被罢去官职，晚年在困境中度过，去世时仍处于党禁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坚持修改四书注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党禁解除之后，朱熹的地位逐渐恢复并不断上升。南宋后期，朝廷追赠朱熹，表彰理学，他的著作开始受到官方推重，在士人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这时科举考试仍以传统的经义和诗赋为主，四书集注还没有成为法定的考试依据。

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元代。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下诏恢复科举，规定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必须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准，五经也主要采用程朱一派的注释。两年后的延祐二年，举行了元代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四书章句集注》正式成为国家考试的标准答案。

明代承袭元制并进一步强化。永乐年间，明成祖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学校和科举的统一教材。《四书大全》以朱熹集注为本，汇集宋元诸儒的解说，规模宏大。从此，读书人从启蒙开始就要熟读四书和朱注，科举考试中的经义题目也大多出自四书。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逐渐形成了八股文的固定格式。考生必须根据四书中的一句或几句话，按照规定的结构，模仿古人的口气阐发义理，即所谓“代圣人立言”，而阐发的标准就是朱熹的注释。这种制度使四书集注深入人心，但也带来了僵化的弊端：许多考生只背诵朱注和范文，不求真正理解，学术思想也因此受到束缚。

清代继续沿用这一制度，直到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试教材的历史才告结束。从元代算起，它在科举中占据主导地位将近六百年，深刻塑造了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

评价这段历史，既要看到朱熹注释本身的学术价值，也要看到官方化之后带来的问题。今天重读这部书，可以把它从考试制度中剥离出来，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来理解。站内收录的《四书集注》（四部备要合编本）收有《四书集注》，读者可以选择熟悉的章句，看看朱熹的注释原本是怎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