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去重复、选取三百零五篇，这就是“孔子删诗说”。本文介绍此说的出处，唐代孔颖达以来的质疑理由，《左传》季札观乐所见的诗乐次序，《论语》中孔子“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自述，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对孔子与《诗》关系的新认识。
孔子说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本文介绍十五国风对应的地域分布，举《郑风·溱洧》《豳风·七月》等篇说明诗中所见的地方风俗与农事，梳理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开创的名物研究传统，以及清代与日本学者的名物图考，提供按地域和名物阅读《诗经》的方法。
今本《诗经》属于汉代毛诗一系，而汉代立于学官的却是鲁、齐、韩三家诗。本文介绍四家诗的来源与兴衰，熹平石经刻鲁诗、开成石经刻毛诗所反映的官方文本变化，三家诗亡佚后清人的辑佚，以及阜阳汉简《诗经》和安徽大学藏战国简《诗经》等出土文本带来的异文与新认识。
唐代编定的《毛诗正义》由经文、毛传、郑笺和孔颖达的疏层层叠加而成。本文介绍毛亨《毛诗故训传》以训诂为主的特点，郑玄作笺“宗毛为主，即下己意”的原则，郑王之争，孔颖达奉诏作疏时“疏不破注”的体例，并说明阅读注疏本时如何区分各层文字。
《毛诗序》是汉代毛诗一派为《诗经》各篇所作的解题，分为总论诗歌本质的大序和逐篇说明主旨的小序。本文介绍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主文而谲谏”等经典论述，小序以美刺说诗的方式，作者归属的子夏说与卫宏说，以及宋代郑樵、朱熹废序与清代学者重新评价诗序的争论。
《诗经》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本文列出国风一百六十篇、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颂四十篇的构成，介绍历代对风雅颂含义的不同解释，包括以音乐分类之说和阮元“颂即容”的说法，说明大小雅之别、周颂鲁颂商颂的特点，以及六篇笙诗有目无辞的问题。
《清实录》是清代各朝官修的编年体史料汇编，用满、汉、蒙古三种文字缮写，每种又有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等不同抄本，分藏于皇史宬、乾清宫、盛京等处。清初几朝实录还经过多次重修改写。本文介绍这些版本问题，说明伪满时期影印本与中华书局影印本的差异和使用时应当注意的地方。
明代每逢新君即位，便开设实录馆纂修先帝一朝的实录，由大学士任总裁，翰林官等分工撰写。资料来源包括各衙门的档案文书，并派员赴各地采集史料。成书后正本藏于皇史宬，底稿则焚于宫中。本文介绍明代实录的纂修程序、资料来源，以及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时断时续对实录编纂的影响。
《明实录》按日系事，内容涵盖诏令、奏议、任免、灾异和边事，重要大臣去世时附有小传，是研究明史最基本的编年资料；但它也因官修而有讳饰和改写。明代实录只有抄本流传，民国时影印了江苏国学图书馆所藏抄本，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又据多种抄本校勘出版。本文介绍其史料特点与传本。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止于五代，此后历代学者不断尝试续写，清代毕沅主持编成的《续资治通鉴》是其中最受推重的一部。本文介绍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前代续作的成就与局限，毕沅幕府集众人之力编纂的经过，全书记述宋辽金元四朝历史、兼重辽金史料的特点，以及它与《资治通鉴》在体例和成就上的比较。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几乎全部使用《资治通鉴》的原文，却通过截取与重组创造了新的阅读方式。本文介绍袁枢编书的经过，他如何从通鉴中截取同一事件的相关段落并按时间连缀，在不改原文的前提下设立事目，杨万里作序与宋孝宗读后称赏的记载，以及与通鉴原文对照阅读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单位组织历史，每一篇就是一个事目。本文分析《通鉴纪事本末》事目的命名方式和排列顺序，介绍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后续之作，说明《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设立纪事本末类的意义，并讨论这种体裁在选目和事件关联上的长处与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