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传》与《公羊传》异同: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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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传》与《公羊传》同为问答体解经之书,却在宗旨与风格上各有特点。本文以两传对“郑伯克段于鄢”的不同解释为例,比较二者的释义方法,介绍穀梁传重礼义与宗法的倾向,汉宣帝时石渠阁会议后穀梁学立于学官的经过,以及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兼采三传、不专守一家的特点。

《穀梁传》和《公羊传》常被相提并论。两部传都以问答的形式解释《春秋》经文,都致力于从用字中推求褒贬,又都在汉代被立为官学,体裁和方法十分相似。但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具体解释和思想倾向上有不少差异。

《穀梁传》的作者相传是战国时鲁国人穀梁子,他的名字在古书中有几种不同的记载。与《公羊传》一样,《穀梁传》也经历了长期的口头传授,到汉代才写定成书。由于两部传的形成过程相似,又有不少相同的内容,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

比较两传最好的办法,是看它们对同一条经文的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有一条“郑伯克段于鄢”,记载郑庄公打败其弟共叔段的事件。《公羊传》问:“克”是什么意思?回答是:就是杀。既然是杀,为什么要说“克”?是为了张大郑伯的罪恶。《穀梁传》也问“克”是什么意思,回答是:“能也”,即能够杀死对方;经文不称段为弟、不称公子,是贬斥段失去了做弟弟的本分;但更受谴责的是郑伯,因为他处心积虑,一心要置弟弟于死地。

两传都谴责郑庄公,但穀梁更强调兄弟双方各自的失德,从伦理关系的角度展开分析;公羊则直接把矛头指向郑伯。这个例子反映出一个普遍的倾向:《穀梁传》更重视礼义和宗法伦理,对人伦关系的讨论更为细致;《公羊传》则更富于政治色彩,提出了大一统、三世、大复仇等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主张。

在汉代,两传的命运也有起伏。汉武帝时,公羊学因董仲舒等人的推动而大盛,立于学官,穀梁学则处于劣势。到汉宣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宣帝喜好《穀梁传》,在甘露年间召集儒生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其中就包括公羊与穀梁的异同。会议之后,穀梁学也被立于学官,与公羊学并列。

东汉以后,研究《穀梁传》的人逐渐减少,留存的注释也不多。现存最早的完整注本是东晋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范宁的态度很特别,他在序中对三传都有所批评,认为左氏、公羊、穀梁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失,主张择善而从,不专守一家之说。这在注重家法的经学传统中显得颇为开明。

唐代杨士勋为范宁的集解作疏,后来经、传、注、疏合编,收入《十三经注疏》。清代学者对穀梁学也有所推进,钟文烝的《春秋穀梁经传补注》、柯劭忞的《春秋穀梁传注》等,都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

站内收录的《春秋穀梁传注疏》包含经传、范宁集解和杨士勋疏。读者可以挑选几条重要的经文,把《穀梁传》的解释与《公羊传》对照,留意两传在提问方式和结论上的异同,进而理解汉代两派春秋学的分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