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与《左传》：《春秋经传集解》怎样把经传合为一书

今天读《左传》，几乎所有通行本都把《春秋》经文和《左传》传文按年份排在一起：先列某年的经文，紧接着是同一年的传文。这种读法看起来理所当然，其实出自西晋杜预之手。在他之前，经与传是分开流传的两部书。了解杜预的工作，是理解《左传》文本形态的关键。

杜预是西晋重臣，曾以镇南大将军的身份参与平定东吴，功业显赫。他一生酷爱《左传》，《晋书》记载了一则逸事：杜预常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晋武帝便问他有什么癖好，杜预回答：“臣有《左传》癖。”一位统兵大将能在戎马之余完成一部经学名著，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的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做法：“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也就是把同一年的经文与传文配合起来，再逐条作注。这样一来，读者可以直接对照经文的简短记录和传文的详细叙事，看出传是如何解释经的。书名中的“集解”，则表示他在注释中吸收了前人的成果。

在义例方面，杜预认为《左传》中以“凡”字开头的五十条体例说明，是周公以来史官记事的旧法，即所谓“发凡以言例”；而传中其他解释经文用字的说法，则是孔子修《春秋》的新意。他以此为纲领，把经传中的义例条理化。为了配合注释，杜预还撰写了《春秋释例》，分类讨论各种书法和名物，又编了推算春秋历日的长历，这些工作体现了他严谨的学术风格。

杜预之前，东汉已有贾逵、服虔等人为《左传》作注，在汉魏时期颇为流行。南北朝时，北方多用服虔注，南方多用杜注。到了唐初，孔颖达奉命编纂《五经正义》，《春秋》一经选定以杜预的注为本，撰成《春秋左传正义》。从此杜注成为官方标准，贾、服旧注逐渐亡佚，今天只能从古书的引文中辑出一些片段。

后世对杜注也有批评。清代学者重视汉学，认为杜预有时曲从传文、回护时事，又不够尊重汉儒旧说，于是有人着手辑录和疏证贾、服旧注，希望恢复汉代左传学的面貌。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刘文淇家族的左传旧注疏证工作都属于这一类。即便如此，杜注在训诂、地理、名物方面的贡献仍然被普遍承认，至今仍是阅读《左传》最基本的注释。

站内收录的《春秋左传正义》正是以杜预注为本、附有孔颖达疏的本子。阅读时可以先看经文，再看传文，然后看杜注怎样把两者联系起来，必要时再查孔疏中的进一步解释。通过这样的层层对读，既能读懂原文，也能体会注疏之学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