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主编吕不韦，是从商人走上秦国相位的传奇人物。本文依据《史记·吕不韦列传》，介绍他扶立子楚的经过、任秦相后仿效战国四公子招致门客三千人的背景，门客“人人著所闻”编成十二纪、八览、六论的过程，“悬千金于市门”的故事，《序意》篇所记的成书年代，以及吕不韦失势后此书的命运。
《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本文分析这部书的结构设计：十二纪按月份编排并以月令文字冠首，八览、六论各以固定篇数组成，全书一百六十篇整齐划一；介绍各篇对儒、道、墨、阴阳、农家等学说的吸收，《上农》等四篇的农学价值，以及东汉高诱注与清人校释。
《淮南子》原名《鸿烈》，今本二十一篇。本文介绍《汉书·艺文志》所记内外篇，东汉许慎、高诱两家注在流传中混合的情况，北宋本与《道藏》本等版本系统，清人校勘与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并以《天文训》为例，说明其中宇宙生成论与最早完整记载的二十四节气名称的文献价值。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相隔约一百年，都是诸侯王或权臣组织门客编成的大书，常被并列于杂家。本文比较两书的编纂背景，《淮南子·时则训》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月令文字的承袭关系，《要略》与《序意》两篇自序的不同写法，以及《吕氏春秋》兼采众家与《淮南子》以道家为宗的思想差异。
《淮南子》被视为汉初集众家之说的代表作。本文介绍今本二十一篇从《原道》《俶真》到《泰族》《要略》的篇目次序与主题分组，篇名中“训”字的来历，《要略》所述“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著述宗旨及以“刘氏之书”自命的抱负，并说明书中融合道、儒、阴阳、法、兵各家思想的方式。
《六韬》托名周初的太公望，以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的形式写成，分文、武、龙、虎、豹、犬六韬。本文介绍各韬的主题分工，书中关于政治、谋略、将帅、阵法和兵器的内容，宋代以后长期被疑为伪书的经过，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对其年代的证明，以及它被收入《武经七书》后在兵书传统中的地位。
《尉缭子》的身份问题相当复杂。《汉书·艺文志》在杂家与兵形势家各著录一部“尉缭”，今本究竟属于哪一部众说纷纭；书中首篇记“梁惠王问尉缭子”，而《史记》又载秦王政时有大梁人尉缭，两人是否同一人也有争论。本文梳理这些问题，并介绍《天官》篇“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主张与银雀山残简的意义。
战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兵书，《尉缭子》以重视军令军法而独具特色。本文把它放在《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等战国兵书群中比较，介绍书中《束伍令》《重刑令》《兵令》等军令篇章所体现的以法治军思想，与《商君书》耕战论的相通之处，对“武议”中不杀无辜的主张，以及它被收入《武经七书》的经过。
战国时人已将孙武、吴起并称，韩非说当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本文介绍吴起从卫国游学到仕鲁、仕魏、入楚变法的经历，今本《吴子》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的内容，书中“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与重视士卒教练的主张，并与《孙子》偏重谋略与哲理的风格作比较。
《孙膑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齐孙子》八十九篇，此后失传，直到1972年才在银雀山汉墓重见天日。本文介绍竹简整理的过程与篇目划分的调整，《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等代表篇章的内容，《擒庞涓》所记与《史记》桂陵、马陵之战记载的差异，以及它与《孙子兵法》在思想上的承续。
《孙子兵法》十三篇以《计》《作战》《谋攻》开篇，三篇依次讨论战前的全局衡量、战争的经济代价和以谋取胜的上策。本文解读《计》篇的“五事七计”与“兵者诡道”，《作战》篇对久战耗国的警告和“因粮于敌”，《谋攻》篇“上兵伐谋”的层次与“知彼知己”的结论，说明前三篇如何奠定全书慎战、重谋的基调。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孙子兵法》，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写本。本文介绍银雀山一号墓简牍的发现与墓葬年代，简本《孙子》与传世的十一家注本、武经七书本在文字和篇次上的异同，与十三篇同出的《吴问》《见吴王》等佚篇，以及同墓出土《孙膑兵法》对解决作者问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