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的义例：大一统、三世异辞与为尊者讳
《公羊传》以问答体逐字解释《春秋》，提炼出一套“义例”，即从书法中推求褒贬的规则。本文介绍公羊传由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写定的经过，开篇“元年春王正月”所发挥的大一统之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三世说，为尊者、亲者、贤者讳等原则，以及何休解诂对这些义例的系统化。
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是对汉代思想影响最大的一部。它不重叙事，而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逐字推敲《春秋》经文的措辞，试图从中找出孔子的褒贬之意。经过历代学者的归纳，这些从书法中推求意义的规则被称为“义例”。理解几条主要的义例，就掌握了阅读《公羊传》的钥匙。
《公羊传》的作者相传是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据唐代徐彦疏引述的说法，这部传最初在公羊氏家族中口耳相传，直到西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和胡毋生写在竹帛之上。这一过程说明，今本《公羊传》虽然渊源于先秦，但最终写定于汉初。
《春秋》开篇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对这六个字逐一发问：元年是什么？是君主即位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王指谁？指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再说正月？因为是王所颁布的正月。为什么要说王正月？是为了“大一统”。所谓大一统，就是重视天下统一于王者的正朔和政令。这一解释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世说是公羊义例中最著名的一条。《公羊传》在几处地方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意思是孔子对亲眼所见的时代、听闻的时代和传闻的时代，采用不同的措辞。东汉何休进一步把它发展为“张三世”之说，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赋予历史以由乱到治的进化意义。清末康有为等人又借用这一学说来论证变法的必要。
“讳”是《公羊传》的另一条重要义例。它提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对于君主、亲属和贤人的过失，孔子在记载时采取隐晦的措辞，不直接指出。读者需要透过委婉的文字，体会其中隐含的批评。这一原则后来成为中国史学书写中的一个传统，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史书是否应当直书的长期讨论。
此外，《公羊传》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义例，如对诸侯称爵、称名、称人的区分，对战争称“伐”“侵”“战”“围”的辨析，以及“大复仇”的主张等。这些义例把《春秋》看作一部精心措辞的著作，每一个字的选择都有特定的含义。
东汉末年，何休花费了十七年时间撰写《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他在序中说明自己大体依据胡毋生的条例，把散见于传文中的义例加以系统化，提出了“三科九旨”等纲领。唐代徐彦为何休的解诂作疏，后来与经传合编，成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一种。
站内收录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包含经文、传文、何休解诂和徐彦疏。阅读时可以从隐公元年开始，看《公羊传》如何从一个字推出一层意义，再看何休怎样把这些意义归纳为条例，逐步体会公羊学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