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以“臣光曰”开头的段落，是司马光本人的史论。本文以开篇三家分晋后关于礼与名分的长篇议论、智伯之亡后的才德之辨为例，说明臣光曰的主旨与写法，比较它与书中所引荀悦、班固等前人论赞的区别，并介绍阅读胡注本和现代点校本时如何辨认这些史论及其版式。
《资治通鉴》记述战国至西汉的部分，大量取材于《史记》《汉书》，但取舍标准完全不同。本文依据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原则，比较通鉴对纪传材料的删削与改编，以不载屈原、少录诗赋文章为例说明其详略，并介绍它对《战国策》等书的取材及将纪传改为编年时的处理方法。
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注，是读通鉴不可或缺的工具。本文介绍胡三省的生平，他在宋亡前后书稿散失又重新撰写的经历，胡注在地理、官制、音读与名物方面的长处，把《考异》散入注中的编排方式，另撰《通鉴释文辩误》纠正旧注的工作，以及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对注中亡国之思的阐发。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记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它的编年是怎样做出来的？本文介绍司马光与刘攽、刘恕、范祖禹的分工，先列丛目、再修长编、最后删定的三步工作法，多国并立时期以何种年号纪年的处理，以及与正文配套的《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如何充当年表和事目索引、《考异》三十卷如何记录史料取舍。
《三国志》流传一千七百多年，形成了多种刻本，选择合适的版本是阅读和研究的第一步。本文介绍陈寿撰书与裴松之作注的基本情况，宋代刻本作为现存早期版本的价值及近代百衲本对宋本的影印，清代乾隆武英殿本及其附录考证的特点，以及现代以多种版本互校的点校本，并给出不同需求下的版本选择建议。
裴松之注《三国志》征引了两百多种魏晋史籍，其中绝大多数原书早已亡佚。本文介绍裴注引书的范围与标注方式，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习凿齿《汉晋春秋》、孙盛《魏氏春秋》等佚史在注中的保存情况，清代以来学者据裴注辑佚和编制引书目录的工作，以及使用这些辑本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国志》由魏书、蜀书、吴书三部分组成，只有魏国君主立纪，体现了陈寿以魏为正统的书法。本文介绍全书六十五卷的结构，陈寿叙事简洁的特点，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作注的经过，《上三国志注表》所说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论辩得失的四项体例，以及刘知几对裴注繁芜的批评和后世的评价。
《党锢列传》是范晔《后汉书》中极具特色的类传。本文介绍东汉后期士人清议与宦官专权的冲突，桓帝延熹九年与灵帝建宁二年两次党锢之祸的经过，党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登龙门”与范滂别母的记载，以及范晔在序中对党锢原因的分析和这一类传的史学意义。
今本《后汉书》的纪传出自南朝宋范晔，而八志出自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本文介绍范晔撰书的经过与志未成而身死的原因，梁代刘昭为范书作注并取司马彪八志补入，唐代李贤注纪传、刘昭注志的分工，北宋以后八志与范书合刻成为通行本，以及后人补撰东汉艺文志等补志之作的传统。
《汉书·艺文志》并非班固独创，而是在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节而成。本文介绍成帝时刘向领衔校书、任宏尹咸李柱国分校各类的分工，刘向为每书撰写叙录并汇为《别录》，刘歆总括群书成《七略》，班固“删其要”并以“出”“入”“省”注明改动的方法，以及两书亡佚后的辑佚情况。
《汉书·艺文志》把西汉皇家藏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共著录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多卷。本文逐略介绍六艺略九种、诸子略十家、诗赋略五种、兵书略四种、数术略六种、方技略四种的类目，说明每类之后小序的作用，以及这一分类体系所反映的西汉知识结构和它与后世四部分类的差别。
《汉书》署名班固，实际上是两代人、四位学者接力完成的。本文介绍班彪续写《史记》的《后传》，班固继承父业、因私修国史下狱又被汉明帝起用的经过，二十余年撰述后八表与《天文志》未竟而身死，班昭与马续奉诏续成，以及《汉书》把《史记》八书改为十志、确立断代史体例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