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最激烈的战国中期，《孟子》七篇保存了他与各家学说交锋的大量记录。本文介绍孟子“距杨墨”的理由，与农家许行之徒陈相关于社会分工的辩论，与告子的人性之辩，回答景春关于公孙衍、张仪的提问而提出的“大丈夫”标准，以及“予岂好辩哉”的自我辩白。
《梁惠王》上下篇是《孟子》的开篇，记录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等国君的对话。本文按章介绍“何必曰利”的义利之辨，“五十步笑百步”和“王道之始”，齐宣王“以羊易牛”引出的不忍之心，“与民同乐”的论述，以及“闻诛一夫纣矣”的君臣观，说明这两篇作为入门篇章的价值。
《孟子》最重要的两部注本，一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一是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本文介绍赵岐在避难中作注的经历，章句体每章末附“章指”的体例，题辞中关于《孟子》汉代地位的记载，朱注以理学阐释性善、养气等概念的特点，并提到孙奭疏与清代焦循《孟子正义》。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本文围绕《孟子》中几段最关键的文本展开：“孺子将入于井”引出的恻隐之心与仁义礼智四端，“牛山之木”比喻的善性斫丧，“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修养可能，良知良能之说，以及“尽其心者知其性”的心性天贯通思路，并简要说明它与荀子性恶论的对立。
《孟子》共七篇，汉代赵岐把每篇分为上下，形成十四卷。本文介绍七篇篇名的由来，司马迁关于孟子与万章之徒著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所录十一篇与“外书”问题，并依次说明《公孙丑》《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篇的内容重心和文体特点。
《论语集注》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一部分，也是元明清最通行的《论语》注本。本文以首章“学之为言效也”和“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两条注释为例，说明朱熹兼顾训诂与义理的写法，介绍他对二程及其门人之说的取舍，并谈到《论孟精义》《四书或问》等配套著作。
《论语》与《孔子家语》都记载孔子及弟子的言行，后世地位却相差悬殊。本文比较两书的篇卷、文体与流传，从鲁论、齐论、古论说到王肃注本，介绍清人孙志祖等对《家语》的辨伪，以及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竹简对重新评价《孔子家语》的意义。
《论语》二十篇的篇名多取自首章开头几个字，并不概括主题，各篇内容也较为松散。本文介绍篇名的命名方式，按顺序梳理《学而》《为政》《乡党》《先进》《颜渊》《季氏》《微子》《子张》等篇较集中的话题和体例特点，并提出初读时可以先读哪些篇章。
《论语》在朱熹之前的注释传统，以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为主线。本文介绍《集解》汇集汉魏八家注的方法，郑玄注的亡佚与出土残卷，《义疏》在中国失传又从日本回传的经过，邢疏进入《十三经注疏》的地位，以及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西汉时《论语》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传本，篇数与文字各有不同。本文根据《汉书·艺文志》介绍三本的篇数差异，说明张禹以鲁论为主兼采齐说形成“张侯论”、郑玄参校三本作注的经过，并介绍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和海昏侯墓竹简对认识汉代《论语》传本的意义。
清代学者为十三经重新作疏，书名有“正义”“义疏”“疏证”“集解”“补注”等不同称呼。本文解释这些名目的由来与含义，列举清人新疏中的代表作，并以孙诒让《周礼正义》为例，说明清人新疏如何以郑注为本而不墨守疏不破注、广采金石与清儒考证，以及孙诒让其人的学术成就。
《周礼》以官制为纲，条目繁多，直接逐条读下去容易迷失。本文建议先读每官开头“惟王建国”一段与叙官，把握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分工及大宰所掌治、教、礼、政、刑、事六典；再择要读各官长的职文；最后读补入的《考工记》，并介绍郑注贾疏与孙诒让《周礼正义》两种主要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