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文字古奥，历来离不开注释，而唐代颜师古的注是最通行的一种。本文介绍颜师古的家学与生平，他受太子李承乾之命注《汉书》的经过，《汉书叙例》所列服虔、应劭、晋灼、臣瓒等二十余家旧注及其取舍原则，颜注重训诂、正音读、纠旧说的特点，以及时人“班孟坚忠臣”的评价。
《汉书·食货志》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系统记述经济的专志。本文说明“食货”一名源于《尚书·洪范》八政，介绍上卷记农业与土地、下卷记货币与商业的结构，梳理李悝尽地力、晁错贵粟、赵过代田法、耿寿昌常平仓、武帝盐铁官营与五铢钱、王莽改制等主要内容，并比较它与《史记·平准书》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体例。本文介绍它的三部分结构：卷首录《禹贡》与《周礼·职方》作为古代地理的追溯，主体按郡国逐一记载西汉末年的户口、属县与山川物产，卷末依刘向分野、朱赣条列的资料论述各地风俗；并介绍其中关于海上航线和东方诸国的记载及后世的研究。
《汉书》记述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大量取材于《史记》，却在篇目安排和文字上作了许多改动。本文介绍项羽、陈涉由本纪世家改为列传，新设《惠帝纪》，增补诏令奏疏，新增《古今人表》而受刘知几批评等例子，说明这些改作背后的断代史观念与正统观念，并介绍宋代倪思《班马异同》开启的对读传统。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回信，也是理解《史记》写作动机的关键文献。本文介绍书信的来历，李陵之祸与腐刑的经过，“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生死抉择，“发愤著书”一段的历史先例，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
《史记》多数篇章附有“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直接发表见解的地方。本文说明它在篇前、篇末的不同位置，归纳补充见闻、评论人物、抒发感慨三类功能，举《孔子世家》《李将军列传》《淮阴侯列传》等例，并介绍后世“赞曰”“评曰”“臣光曰”对这一体例的继承。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用表格搭起的全书年代框架，常被读者忽略。本文逐一介绍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和汉代诸侯将相各表，说明共和元年为何成为确切纪年的起点、月表为何按月编排，并讨论十表的亡缺以及后人续补的问题。
《天官书》是《史记》八书中专讲天象的一篇，也是正史天文志的源头。本文介绍它把全天分为中宫与东、南、西、北四宫的星官体系，北斗“为帝车”的地位，五星运行与分野之说，司马迁身为太史令的观测背景，以及此篇对《汉书·天文志》的影响。
《律书》是《史记》八书之一，内容却从论兵开始，再转入音律。本文介绍篇首“六律为万事根本”与用兵的议论，汉文帝不轻用兵的记述，八风与十二律、天干地支的配合，以及九九八十一为宫、三分损益生五音的律数，并说明它与《汉书·律历志》的关系。
《针灸聚英》四卷是明代嘉靖年间高武编撰的针灸著作，书名意在汇聚前代针灸文献的精华。高武号梅孤，浙江鄞县人，曾铸造男、女、童三具铜人，还编有《针灸节要》。本文解释“聚英”的含义和全书的编排，介绍高武对前代针灸文献的取舍态度及卷四歌赋的价值。
杨上善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在宋代以后于中国失传，近代才因日本京都仁和寺所藏古抄本的发现而重新为人所知。本文介绍这部书的规模与早期著录，古抄本的发现和影抄回传的经过，以及清末民初几种刻本的情况，说明它在内经文献中的价值。
同样整理《黄帝内经》，杨上善《太素》把《素问》《灵枢》打散后按摄生、阴阳、脏腑等主题分类，王冰则在《素问》内部调整篇次、补入七篇大论。本文比较两种思路的利弊，《太素》未经王冰改动、可资校勘的价值，两家注释风格的不同，以及张介宾《类经》对分类思路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