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里的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史记》的写作动机

《史记》为什么写、怎样写，司马迁本人留下了两份重要的自述：一是全书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二是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长信，后世称为《报任安书》，也作《报任少卿书》。前者是为全书所作的总序，语气庄重；后者是私人书信，情感激切，许多不便写进正式著作的话都在信里说了出来。这封信全文保存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又被选入《文选》，成为古代散文的名篇。

任安，字少卿，曾写信给司马迁，劝他利用在皇帝身边任职的机会“推贤进士”。司马迁迟迟没有回复，直到任安因事下狱、处境危急，才写下这封回信。信中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举荐贤士：一个受过刑辱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在朝廷上替别人说话了。由此他回顾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那场灾祸。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率步兵出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朝中大臣纷纷指责李陵，司马迁却认为李陵平日为人可称“国士”，此次以少击众、转战千里，投降或许是想寻找机会报答汉朝。这番辩解触怒了武帝，他因此下狱，最终受了腐刑。信中写到家贫无钱自赎、交游无人援救的处境，写到受刑之后“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读来令人动容。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选择一死？信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司马迁看来，如果就此伏法，不过像“九牛亡一毛”，与蝼蚁没有分别；他之所以“隐忍苟活”，是因为著述尚未完成，“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也就是说，他把完成这部史书看得比个人的荣辱生死更重。

信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列举历史上发愤著书的先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他认为这些著作“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作者心有郁结，不能通达其道，所以“述往事，思来者”。相近的话在《太史公自序》里也出现过，可见这是司马迁深思熟虑的看法。后人据此概括出“发愤著书”说，对中国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信里还交代了全书的规模和宗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起轩辕，下至当代，“凡百三十篇”。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常被引作《史记》的总纲：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的变化，形成独立的见解。

对读两篇自述，可以看出不同的侧重。《太史公自序》追述家世，记录自己与壶遂关于《春秋》的问答，又为一百三十篇逐一写了小序，是理解全书结构的钥匙；《报任安书》则更多袒露个人的屈辱、愤懑与坚持。阅读《史记》中那些写忍辱负重之人的篇章，例如伍子胥、季布的传记，把这封信放在旁边，常能体会作者的寄托。不妨先在站内打开《史记》，读末篇《太史公自序》，再对照这封书信，看司马迁如何讲述自己写作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