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为什么有两位作者：范晔纪传与司马彪八志的合编

今天通行的《后汉书》，署名往往是“南朝宋范晔撰”，但书中的律历、礼仪、天文等八篇志，实际上并非范晔所作，而是出自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一部史书由相隔一百多年的两位作者的作品拼合而成，这在二十四史中颇为特殊。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正确使用这部史书。

在范晔之前，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已有多种，如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以及三国两晋时期谢承、华峤、司马彪等人撰写的后汉史。范晔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删繁补缺，撰成了《后汉书》。他对自己的文章十分自负，在狱中写给甥侄的信中，特别称赞书中各篇的序论，认为笔势纵放，是天下的奇作。

范晔原计划撰写十志，并已经开始着手，但还没有完成，就因卷入彭城王刘义康一派的谋反案而被杀。因此，范晔的《后汉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对于一部纪传体史书来说，缺少记述典章制度的志，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南朝梁时，刘昭为范晔的《后汉书》作注。他认为范书没有志不够完备，而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有八篇志，内容详实，于是把这八志取出来，补入范书之中，并为之作注。这八志是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共三十卷。从此，范书的纪传与司马彪的志开始合在一起流传。

唐代高宗时，太子李贤召集学者为范晔的纪传重新作注，世称“章怀太子注”。李贤注后来通行，而刘昭对纪传的注逐渐失传，但刘昭为八志所作的注保存了下来。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格局：纪传部分是范晔撰、李贤注，志的部分是司马彪撰、刘昭注。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范书纪传和司马彪八志实际上是分别流传的。到北宋时，朝廷刊刻史书，才把八志与范书合刻在一起，成为一部完整的《后汉书》。此后的刻本大多沿用这一编排。读者在阅读时，应当注意区分纪传和志的不同作者，引用时也要准确标明出处。

司马彪的八志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百官志》系统记载了东汉的官制，《郡国志》记录了东汉的行政区划和户口，《舆服志》描述了车马服饰的制度。由于《续汉书》的其他部分已经亡佚，这八志是司马彪著作中仅存的部分。东汉史缺少艺文志，清代学者又补撰了后汉艺文志等，延续了为前代正史补志的传统。

站内收录的《后汉书》（四部备要本）包含范晔纪传和司马彪八志。翻阅时可以留意卷首的署名和卷次的编排，看看志的部分是如何插入纪传之间或附于书末的，从而直观地理解这部书由两部分拼合而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