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史记》《汉书》的详略取舍：从“关国家盛衰”说起

《资治通鉴》从战国写到五代，其中战国至西汉这一段，主要取材于《史记》和《汉书》。同样的历史，在纪传体的史汉中和编年体的通鉴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比较三书的详略取舍，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光的编纂原则。

司马光在书成之后写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明了他的取材标准：删削冗长的内容，选取关键的事实，专门收录关系到国家盛衰、牵涉百姓安危，善行可以作为榜样、恶行可以作为鉴戒的史事。这一标准决定了通鉴的详略：凡是与国家治乱关系不大的内容，无论多么精彩，都可能被舍弃。

最常被提起的例子是屈原。《史记》为屈原立传，详细记述了他的生平和作品，司马迁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资治通鉴》对屈原只字未提。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在司马光看来，屈原的事迹和作品属于文学的范畴，对国家治乱的直接影响有限，因此不在收录之列。

同样，《史记》《汉书》中收录的大量辞赋和文章，在通鉴中大多被删去。司马相如的赋、贾谊的《吊屈原赋》等文学作品，通鉴一般不录；但贾谊论述时政的奏疏、晁错关于削藩的建议等，因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大政，则会被摘录或节引。这种处理方式鲜明地反映了通鉴以政治为中心的特点。

在人物描写方面，史汉以人物为中心，往往通过大量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通鉴则以时间为线索，关注的是人物在政治事件中的作用，对于个人的轶事和性格描写，除非能说明政治问题，否则大多从略。因此，读史汉可以看到生动的人物形象，读通鉴则更容易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

在取材范围上，通鉴并不局限于史汉。战国部分，司马光大量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补充了《史记》中没有的内容；汉代部分，他也参考了荀悦的《汉纪》等书。对于不同史书中相互矛盾的记载，他会比较考证，选择较为可信的说法，并把考证的过程写入《资治通鉴考异》之中。

把纪传体改写为编年体，也需要大量的技术性工作。同一件事在史汉中可能分散在多篇纪传中，司马光需要把这些分散的材料汇集起来，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编排，确定每件事发生的年月。对于时间不明确的事件，他还要根据相关的记载加以推定。这种改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史学工作。

站内收录的《资治通鉴》可以与《史记》《汉书》对照阅读。读者不妨选择一个熟悉的历史事件，比如楚汉相争或七国之乱，比较三书的记载，看看通鉴保留了什么、删去了什么、又调整了哪些顺序，从中体会编年体史书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