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古注的传承：何晏集解、皇侃义疏与邢昺注疏

今天读《论语》，人们最熟悉的大概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但在朱熹之前，这部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注释史。从汉魏古注到唐宋义疏，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传承线索，其中最关键的三部书是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注疏》。

汉代已有多家为《论语》作注，如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等，但这些注本后来大多失传。三国魏时，何晏等人编成《论语集解》，在序中说明采集了孔安国、包氏、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说，择善而从，有不妥之处则加上自己的意见。“集解”这种汇集众家注释的体例，由此成为古书注释的一种重要形式。汉魏诸家的旧说，很多正是依靠这部书才得以部分保存下来。

郑玄的《论语注》在宋代以后亡佚。二十世纪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唐代写本中，发现了郑注的若干残卷，有的是当时学生抄写的课本。这些残卷让后人得以直接看到郑注的面貌，也说明直到唐代，郑注仍在民间教学中流行。

南朝梁代的皇侃以《集解》为基础，作《论语义疏》。“义疏”是南北朝时兴起的一种注释形式，不仅解释经文，也对前人的注再加疏解，篇幅大为扩展。皇侃的疏广泛引用魏晋以来的各家说法，其中不少带有玄学色彩，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风气的重要材料。这部书后来在中国失传，却在日本保存下来，清代乾隆年间又传回中国，引起学者的重视。

北宋初年，邢昺奉命为《论语》作疏，同样以何晏《集解》为底本，参考皇侃的义疏加以删定，成为官方认可的注本。后来经注与疏合刻，这部《论语注疏》被收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科举和经学的标准读本之一。邢昺还奉命撰写了《孝经》《尔雅》的疏，这几部疏后来都收入《十三经注疏》。与皇疏相比，邢疏删去了许多玄学色彩浓厚的说法，更加注重章句训释。

南宋以后，朱熹《论语集注》以义理阐释为重心，逐渐取代了古注的地位。到了清代，学者重新重视汉学，刘宝楠父子历时多年撰成《论语正义》，以何晏《集解》为本，广泛吸收清代考据成果，被认为是清人《论语》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了解这条线索，读者在查阅注释时就能分辨不同注本的来历和立场：想了解汉魏旧说，可以看《集解》；想知道南北朝学者的理解，可以查皇疏；想读清人考证，可以用《论语正义》。站内收录的《论语注疏》即邢昺疏本，可以作为阅读原文的起点，遇到难解的章句，再按上面的线索去比对各家古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