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百家论辩：杨墨、许行与“大丈夫”之问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那是诸子百家各立学说、相互辩难最为激烈的时代。儒家在当时只是众多学派之一，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孟子》七篇中保存了大量孟子与其他学派交锋的记录，从这些论辩中，可以看到战国思想界的生动面貌，也能理解孟子为何以“好辩”著称。

孟子最主要的论敌是杨朱和墨翟两家。他曾感叹说，当时天下的言论，不归于杨就归于墨。他批评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孟子看来，杨朱只顾自己，不肯为天下拔一毛，否定了对君主和社会的责任；墨子主张兼爱，对待别人的父亲与自己的父亲一样，否定了以亲情为基础的伦理秩序。这两种学说都动摇了儒家所维护的人伦关系，所以他立志“距杨墨”，即抵制这两家的学说。

《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与农家的一场辩论。农家学者许行主张君主应当与百姓一起耕种，自己做饭，不应当靠百姓供养。许行的追随者陈相来见孟子，转述了这一主张。孟子反问：许行戴的帽子、用的炊具和农具，都是自己做的吗？陈相承认是用粮食换来的，因为自己做会妨碍耕种。孟子由此指出，社会必须有分工，百工之事不能都由一人兼做，治理天下更是如此，进而提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

与告子的辩论则集中在人性问题上。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向东流还是向西流，取决于从哪里开口；孟子反驳说，水固然不分东西，难道也不分上下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场辩论在《告子》篇中有多个回合，是了解孟子人性论的重要材料。

《滕文公下》还记载了纵横家的话题。景春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都害怕；他们安居不动，天下就太平无事。孟子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以顺从为正道的做法不过是妾妇之道。真正的大丈夫应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并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段话成为后世传诵的名言。

面对别人说他好辩，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自白：“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回顾了从大禹治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到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邪说流行、仁义受阻的时代，他必须站出来辩论，以继承前代圣人的事业。

这些论辩反映了孟子鲜明的个性：立场坚定，言辞锋利，善于用比喻和反问推进论证。它们也说明，儒家学说正是在与其他学派的不断交锋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站内收录有《孟子》，可以把《滕文公》上下篇和《告子》篇连起来读，把每一场论辩中对方的主张和孟子的回应逐条列出，便能看清这位战国思想家的论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