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三种汉代传本:鲁论、齐论、古论与张侯论
西汉时《论语》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传本,篇数与文字各有不同。本文根据《汉书·艺文志》介绍三本的篇数差异,说明张禹以鲁论为主兼采齐说形成“张侯论”、郑玄参校三本作注的经过,并介绍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和海昏侯墓竹简对认识汉代《论语》传本的意义。
今天通行的《论语》是二十篇,这个篇数在西汉时并不是唯一的。当时流传着三种不同的本子,学者称为鲁论、齐论和古论。它们的篇数、章次和文字各有差异,后来经过学者的整合,才形成今本的面貌。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鲁论语》二十篇,是鲁地学者传习的本子;《齐论语》二十二篇,比鲁论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二十一篇,出自孔子旧宅的墙壁之中,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篇数之所以多出一篇,是因为把《尧曰》篇后半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两篇《子张》。鲁论和齐论在西汉都有专门传授的学者,古论则流传较少。据《汉书·艺文志》,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以扩建宫室,在墙壁中得到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都用古字写成,古论就是其中之一。
三种传本并存,难免造成混乱。西汉后期,张禹先学鲁论,又兼通齐论,他以鲁论为主,参考齐论,择善而从,编定了一个新的本子。张禹曾为汉成帝讲授《论语》,后来封安昌侯,地位尊显,他的本子被称为“张侯论”,为世人所重,其他传本的影响逐渐减弱。今本《论语》二十篇的篇目,基本上就是继承张侯论而来。
东汉末年,郑玄为《论语》作注,以鲁论的篇章为基础,又参考齐论、古论校订文字,这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序中有所交代。经过张禹和郑玄两次整合,三种传本的差异被吸收进一个统一的文本,齐论多出的两篇则逐渐失传。
二十世纪以来的出土文献,让人们有机会直接看到汉代的《论语》。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王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论语》。这批竹简在出土前曾遭火焚,残损严重,但仍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文字,与今本相比有不少异文,有些章的分合也不同。它的年代早于张侯论广泛流行的时期,因此被认为可以反映整合之前的某种传本面貌。
近年在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也出土了《论语》竹简,其中有“知道”这一篇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因为《知道》正是《齐论》所独有的篇名。相关整理和研究仍在进行,但这一发现已经让失传近两千年的齐论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了解汉代三论的分合,有助于理解《论语》文本中一些异文和分章问题的来源。读今本时,如果在注本中看到“鲁读某为某”之类的说明,就是在交代各传本之间的文字差别。站内收录的《论语》可供对照,阅读时留意古注中的这类校语,就能感受到这部经典在汉代曾经历过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