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丕烈刊刻《士礼居丛书》，以影刻所藏宋元旧本为特色，力求保存底本的行款字体，同时把校勘意见另撰为札记附于书后，不轻改原文。本文以丛书中的天圣明道本《国语》、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和校宋本《焦氏易林》等为例，介绍他与顾广圻等人合作刻书的方式及其在清代校勘学上的意义。
鲍廷博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藏书家，祖籍安徽歙县，寓居浙江。四库开馆时，他献书六百余种，获赐《古今图书集成》。他以毕生之力刊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收录了大量罕见的古籍，嘉庆帝因此特赐他举人头衔。本文介绍鲍廷博的刻书事业，并将其丛书与同时代的其他丛书作比较。
《四部丛刊》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印，初编出版于1919至1922年间，以影印宋元明旧刻和名家抄本为特色，书前多有说明底本来源的牌记。本文介绍张元济选择底本的思路、影印本的长处与描润造成的问题，以及今天在校勘、引用和阅读中怎样恰当地使用这套丛书。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几乎同时问世，收书范围都覆盖经史子集，取向却截然不同：一个影印宋元明旧刻，看重版本面貌；一个用聚珍仿宋字排印清代通行的精校精注本，看重阅读方便。本文从底本、版式、校勘和用途几方面对照两套丛书。
《四部丛刊》的底本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商务印书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本文从涵芬楼的来历讲起，梳理初编、续编、三编的出版先后，说明初编重印时调换底本和缩印本出现的情况，以及1932年东方图书馆被毁对这套丛书的影响，为辨认不同编次和印次提供线索。
丛书在明清大量涌现，查找丛书中所收子目的需求也随之产生。清嘉庆年间顾修编《汇刻书目》，开创了专门的丛书目录，此后罗振玉、杨家骆等人续有编纂，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编成《中国丛书综录》，集其大成。本文梳理这一专题书目的编制谱系，说明各阶段在体例上的进步。
《中国丛书综录》分为三册：第一册是丛书总目，分汇编和类编两部分，并注明收藏单位；第二册是子目分类目录，把丛书中的各种书按四部分类排列；第三册是子目书名索引和著者索引。本文说明三册各自的功能，介绍从书名、著者、类别和丛书名出发的几种检索路径，以及使用时容易出现的问题。
《册府元龟》是宋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奉诏编纂的大型类书，一千卷，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合称宋四大书。与其他三书不同，它专门汇编历代君臣事迹，取材以正史为主。本文介绍它的编纂经过和书名含义，解析全书分部、部下分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的结构。
《册府元龟》照录原文却不注出处，曾被学者视为缺点；但它取材的唐五代实录、国史等书后来大多散佚，书中保存的唐五代史料因此格外珍贵。清代邵晋涵等人辑录《旧五代史》，就大量利用了它。本文说明这部书在保存唐五代史料、校勘两《唐书》与五代史方面的价值，以及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太平御览》是宋太宗时李昉等人奉敕编纂的大型类书，全书一千卷，分为五十五部，部下再分子目，按照天、时、地、人、事、物的次序编排。原名《太平总类》，相传太宗每日阅读三卷，一年读毕，因而改名“御览”。本文解释其分类体系的思想基础，说明各部的排列逻辑和引书的文献价值。
《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武德年间欧阳询等奉敕编成的类书，一百卷，分四十余部，部下设子目。它的最大特点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每一子目先引经史子书中的有关记载，再选录相关的诗文辞赋。本文介绍这一体例的来历和优点，说明利用它查找资料和辑佚的具体方法。
《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横跨康熙、雍正两朝，经历了戏剧性的主编更替。本文介绍陈梦雷在诚亲王胤祉府中编成初稿《古今图书汇编》、康熙赐名的经过，雍正即位后陈梦雷被流放、改由蒋廷锡主持修订完成的过程，以及最终以铜活字印行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