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刻宋本附札记：黄丕烈刊刻《士礼居丛书》的做法
黄丕烈刊刻《士礼居丛书》，以影刻所藏宋元旧本为特色，力求保存底本的行款字体，同时把校勘意见另撰为札记附于书后，不轻改原文。本文以丛书中的天圣明道本《国语》、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和校宋本《焦氏易林》等为例，介绍他与顾广圻等人合作刻书的方式及其在清代校勘学上的意义。
清代的藏书家中，有不少人同时也是刻书家，他们把自己收藏的珍本刊刻出来，使之广泛流传。黄丕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主持刊刻的《士礼居丛书》，在清代刻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清代影刻宋元本的代表作之一。
《士礼居丛书》的书名来自黄丕烈的藏书室名“士礼居”。这套丛书并不是一次刊成的，而是在多年间陆续刊刻的，所收的书多是黄丕烈所藏的宋元旧本或经他校勘的善本，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
这套丛书最大的特色，是影刻宋本。所谓影刻，就是严格按照底本的行款、字体甚至版式来雕刻，使刻出来的书与原本几乎一模一样。黄丕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宋本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字，也在于它的整体面貌，影刻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一面貌。
影刻的同时，黄丕烈并不轻易改动底本的文字。即使发现底本有错误，他也不在正文中直接修改，而是把校勘意见另外写成札记，附在书后。例如他刊刻的天圣明道本《国语》和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后面都附有札记，详细记录了与其他版本的异同和他的判断。
这种“影刻宋本附札记”的做法，在校勘学上有重要的意义。它把原本与校记分开，既保存了底本的原貌，又提供了校勘的成果，读者可以根据札记自行判断，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刻书者的改动。这体现了清代校勘学中“存真”与“求是”相结合的原则。
在刻书过程中，黄丕烈与当时著名的校勘家顾广圻有着密切的合作。顾广圻精于校勘，参与了《士礼居丛书》中许多书的校订工作。两人的合作，使这套丛书的校勘质量得到了保证。顾广圻还为黄丕烈的藏书写过《百宋一廛赋》，黄丕烈亲自为之作注，传为一时佳话。
《士礼居丛书》中的《焦氏易林》，在书名中就标明是校宋本重雕。《焦氏易林》在流传中讹误较多，以宋本为依据重新校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本子。这一例子说明，影刻宋本不仅是为了保存古书的面貌，也是为了提供更好的读本。
《士礼居丛书》问世之后，受到学者和藏书家的高度评价，后来还有翻刻和影印。它的做法也影响了后来的刻书家，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的许多影刻本，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黄丕烈的传统。今天，这套丛书本身也已经成为珍贵的古籍版本。
站内收录的士礼居丛书本《焦氏易林》可以作为了解这套丛书的实例。读者翻阅时，可以留意它的版式和字体，体会影刻宋本的风貌；再看书前书后黄丕烈的题识，了解他得到宋本和校刻的经过，这些都是认识清代刻书实践的直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