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编成的《元和郡县图志》，是现存最早而又较完整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它以当时的四十七个方镇为纲，镇下列府州，州下列县，每州记沿革、八到、户口、贡赋，每县记沿革、山川、古迹等。本文解析这种以方镇为纲的编排方式和各级条目的项目，说明它对后世总志体例的影响。
李吉甫是唐宪宗时的宰相，熟悉典章和地理，除《元和郡县图志》外还编有《元和国计簿》。本文介绍他编书时的身份与用意，梳理这部书在流传中图的亡佚和卷帙的残缺，清代武英殿聚珍版本的刊行、缪荃孙辑录阙卷逸文的工作，以及现代点校本的情况，说明阅读时怎样对待阙卷部分。
“一统志”是元明清三代官修全国地理总志的名称。元代有卷帙浩大的《大元一统志》，明代天顺年间李贤等编成《大明一统志》，清代则先后三次修成《大清一统志》：乾隆初年的初修本、乾隆后期的续修本和道光年间进呈的嘉庆重修本。本文梳理这一谱系，说明各本的差异与使用要点。
许多地方志都设有艺文志，但内容并不一致：一种仿照正史经籍志的体例，著录本地人士的著作目录；另一种则选录与本地有关的诗文碑记。本文介绍方志艺文志的这两种体例，说明它们各自的史料价值，以及研究者怎样利用方志艺文志查考地方著述、辑录佚文、研究地方文学。
地方志的人物志通常分为名宦、乡贤、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隐逸、方技、流寓、列女、仙释等类目，是查考地方人物的主要资料。本文介绍这些类目的含义和收录标准，说明怎样结合选举志、职官志和舆图建置等门类查找人物线索，以及方志人物传记在史料价值上的长处与局限。
《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前后相接，构成中国僧传的主干。本文比较慧皎、道宣、赞宁三书的编者、收录年代与十科分类，解释慧皎改“名僧”为“高僧”的用意，分析神异改为感通、新增护法等调整所反映的时代变化，并提示引用僧传时的注意事项。
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在别录部分设有“有译有本”“有译无本”“疑惑再详”“伪妄乱真”等类目，末尾的入藏录列出应当收入大藏经的经典，共五千零四十八卷。本文解释这几个关键概念的含义，说明智昇怎样区分现存与阙本、真经与疑伪，以及入藏录为何成为后世刻本大藏经的基本依据。
智昇把《开元释教录》分为总录和别录两大部分：总录以译人为纲，按时代著录译经并附译者小传；别录以经典为纲，按大小乘、经律论和存佚真伪分类。这一体例吸收了梁代僧祐《出三藏记集》和唐初道宣《大唐内典录》的长处。本文分析这种二分体例的设计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意义。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其基本结构是经、律、论三藏：经记录佛陀的教说，律规定僧团的戒律，论阐释教义。中国历代编藏，从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到北宋开宝藏的刊刻，再到近代日本的《大正藏》，都在三藏框架上作了不同的分类调整。本文介绍这一结构及其演变。
《云笈七签》的编者张君房，是北宋真宗朝奉命校理道经的官员。本文从他的经历讲起：受王钦若荐举到杭州主持修校，取苏、越、台三州旧藏对勘，编成以千字文起“天”终“宫”编号的《大宋天宫宝藏》，再撮其精要辑为《云笈七签》，由此说明这部书的官修汇编性质。
《道藏》与《大藏经》是中国两大宗教典籍总集，常被相提并论。本文比较两者的分类体系：佛教以经、律、论三藏为纲，道教以洞真、洞玄、洞神三洞和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辅为纲；并比较两者的编纂史、刊刻史与千字文函号编排，说明它们相互影响又各具特点。
明代《道藏》五千余卷，初学者面对它往往无从下手。本文介绍几种基本的检索工具与方法：明《道藏》以千字文排列的函号，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影印的本子及其册数编号，翁独健编《道藏子目引得》，以及后来的《道藏提要》和施舟人等主编的《道藏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