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录与别录：智昇的经录体例及其对僧祐、道宣的继承

中国佛教的经录，从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开始，到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开元释教录》之所以被认为是经录中最完善的一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体例设计。智昇把全书分为总录和别录两大部分，各有侧重，相互配合。

智昇是唐代长安西崇福寺的僧人，精通佛教典籍和目录之学。除了《开元释教录》之外，他还撰有《续古今译经图纪》等著作。他在编撰《开元释教录》时，广泛参考了此前的各种经录，对它们的得失进行了评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体例。

总录，即前十卷的“总括群经录”，以译人为纲。智昇按照时代的先后，从东汉开始，依次著录各个时代的译经者及其所译的经典。每一位译者之下，先列出他所译的经典目录，再附上他的小传，介绍其生平和翻译活动。这种以人系经的方式，使读者能够了解佛经翻译的历史进程。

别录，即后十卷的“别分乘藏录”，以经典为纲。智昇按照大乘、小乘以及经、律、论的分类，把现存的经典重新编排，同时把阙本、疑伪等单独列出。这种以类系经的方式，使读者能够了解经典的性质和体系，便于查找和使用。

这种二分体例，吸收了前代经录的长处。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重视经典的翻译历史，收录了大量的经序和译者传记，智昇的总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唐初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体例较为完备，设有多种分类目录，智昇的别录在分类方法上也受到了它的影响。

但智昇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前人。他对前代经录中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的考订，例如译者的归属、经典的卷数、真伪的判断等，都有所纠正。他还在书中专门评论了前代各种经录的得失，这使《开元释教录》不仅是一部经录，也是一部经录史的总结。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总录和别录的结合，体现了“史”与“类”两种组织原则的统一。总录是历史性的，记录了经典的来源和翻译过程；别录是分类性的，反映了经典的体系和现状。两者相互补充，使一部目录同时具备了学术史和检索工具的双重功能。

这种体例对后世的佛教经录影响深远。唐代以后的经录，大多以《开元释教录》为基础进行续补，例如唐代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在体例上基本沿用了智昇的做法。可以说，智昇的体例设计，确立了汉文佛教经录的基本格局。

手边有《开元释教录》的话，可以先浏览总录中某一时代的译经者及其小传，再翻到别录中查找同一部经典的位置，比较两部分对同一部经典的著录有什么不同，从而体会总录与别录相互配合的用意。站内也收有道宣的《续高僧传》，其中不少译经僧的传记可与总录中的小传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