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伤辨惑论》是李杲晚年的著作，写作缘起与金末汴京围城后疫病流行的经历有关。他认为当时许多病人并非外感，而是饮食劳倦所致的内伤，于是逐项辨析两者的差别。两年后他又写成《脾胃论》，两书一辨一论，前后相承。本文比较这两部书的关系。
金哀宗天兴年间，蒙古军围攻汴京，城中饥饿劳苦、疫病流行，死者不可胜数。李东垣亲历这场灾难，认为许多病人并非外感，而是饥饱失常、劳役惊恐损伤了脾胃，误用攻伐之法反而加重了病情。本文从这段历史背景出发，说明《内外伤辨惑论》与《脾胃论》中内伤学说的由来。
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是易州人，以脏腑辨证和药物归经之说开创了后世所称的易水学派。李东垣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脾胃学说，同门后学王好古、弟子罗天益又各有著述，形成一个前后相承的学术谱系。本文梳理这一谱系中几位人物的师承和代表著作，说明《脾胃论》在其中的位置。
《脾胃论》中的“升阳”“阴火”“甘温除热”几个概念，历来是理解李东垣学说的关键，也是后世争论最多的地方。本文解释脾胃升降与“升阳”的关系，“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语中的“阴火”所指，以及“甘温除热”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在传统理论中的含义，只作概念史的梳理，不涉及具体方药。
今本《肘后备急方》并非葛洪原貌，而是三层文本的叠加：东晋葛洪从《玉函方》中摘要编成的《肘后救卒方》，南朝梁陶弘景增补而成的《补阙肘后百一方》，以及金代杨用道又附入方剂的《附广肘后方》。本文梳理这三个层次的形成过程，说明阅读今本时怎样分辨各层内容。
葛洪既写了讲神仙修炼的《抱朴子内篇》，又编了讲急救的《肘后救卒方》。两部书出自一人之手，旨趣却大不相同：一个追求长生不死，一个着眼于眼前的救死扶伤。本文比较两书的写作目的、读者对象和知识性质，说明葛洪是怎样在道术与医术之间划定边界的，以及这种边界在后世的意义。
“卒”就是突然，“救卒”就是救治突发的急病。《肘后备急方》以简便、廉价、易得为原则，开创了中国古代急救方书的传统。书中对天花、沙虱病的记载被认为是同类记录中较早的，其中关于青蒿的一条还启发了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本文从急救文献的角度介绍这部书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在论述温病、疫疠诸候时，提出了“乖戾之气”的说法，认为某些疾病由反常之气引起并能相互传染。本文介绍这些病候的论述方式，“乖戾之气”与传统四时不正之气说的异同，以及它与明末吴有性《温疫论》“戾气”说之间的思想联系。
《诸病源候论》本身不载方药，却深刻影响了唐宋方书的编排。本文介绍王焘《外台秘要》在各门之首引录巢氏病源、再列诸家方剂的做法，孙思邈《千金方》对病源论述的吸收，以及宋代官修《太平圣惠方》沿用这种体例的情况，说明“论”与“方”如何在古代医书中结合。
《诸病源候论》以“源候”为名，核心就是追问疾病从何而来。本文介绍书中以风病诸候居首所反映的外因观念，紧随其后的虚劳诸候所代表的内在虚损，漆疮条中“禀性畏漆”的体质观，疥疮等条对虫的观察，以及《千金方》《外台秘要》先论病源、后列方药的承袭。
《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分六十七门，收病候一千七百余条，是隋代官方组织编撰的病源学巨著。本文介绍它的编撰背景、按病类分门的体系、内科杂病与妇人小儿五官外科各门的排列，以及书中不载方药而附录“养生方导引法”的特殊体例，说明它为何被视为第一部病源证候学专著。
《外台秘要》最可贵的地方，在于王焘引录前代方书时逐条注明出处，许多唐以前的方书后来散佚，靠它的引文才保存了片段。本文介绍王焘在弘文馆检阅图籍的经历和注明出处的引书体例，以《小品方》《深师方》《集验方》等佚书为例，说明它的辑佚价值和使用时需要留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