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论病源、后列方药：《诸病源候论》与唐宋方书的编排传统

古代医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重在论述医理和病证，一类重在汇集方剂。《诸病源候论》属于前一类，而且是其中最纯粹的一种，全书只论病源证候，一方不载。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部不讲方药的书，却对唐宋时期的方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方书的传统由来已久。汉代以来，各种方书层出不穷，它们的主要内容是记录治疗各种疾病的方剂，有的附有简单的说明，有的只列方名和药物。这类书籍实用性很强，但往往缺乏对疾病本身的系统论述，读者知道用什么方，却不一定知道病从何来。

《诸病源候论》的出现，为方书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它对一千七百余种病候的原因和表现作了系统论述，恰好可以弥补方书在这方面的不足。于是，唐代以后的方书编撰者开始把巢氏的病源论述与各家方剂结合起来，形成了“先论后方”的编排方式。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王焘在编撰这部书时，于每一门病证之前，先引录《诸病源候论》中的相关论述，说明病因和证候，然后再汇集各家的方剂。这种编排使读者在查方之前，先了解疾病的来龙去脉，论与方前后呼应。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大量吸收了病源论述。虽然它的编排方式与《外台秘要》不完全相同，但在许多门类中，都可以看到与《诸病源候论》相近的病源讨论。两部唐代大型方书都重视病源，说明这已经成为当时医学著述的共识。

宋代官修的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同样采用了先论后方的体例。书中各门的开头，往往先有一段论述病源的文字，其中不少来自《诸病源候论》，然后才列出方剂。官修医书沿用这一体例，使它成为宋代以后方书编撰的一种标准格式。

这种编排方式的意义在于，它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单纯的方书容易导致按方索病、不求甚解；单纯的论著又难以直接指导治疗。先论后方的体例，使医者在用方之前先明白病理，体现了“明理而后用方”的观念，对医学教育也有积极作用。

从文献保存的角度看，后世方书大量引用《诸病源候论》，也起到了保存和校勘的作用。今天整理《诸病源候论》时，研究者常把《外台秘要》等书中的引文拿来对照，发现了不少异文，有助于恢复原书的文字。

站内收录的《诸病源候论》全书可以与唐宋方书对照阅读。读者不妨选取某一病候，先读《诸病源候论》中的论述，再到《外台秘要》中找到相应的门类，看看王焘是怎样引用巢氏论述、又在其后汇集方剂的，体会论与方结合的编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