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北方四言与南方“兮”字的两种诗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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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楚辞》被并称为“风骚”,代表先秦诗歌的两大源头。本文从产生地域、句式篇幅、作者身份和宗教风俗四个方面比较两者,介绍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概括,王逸对《九歌》源于沅湘祭祀歌舞的说明,以及两种传统在后世诗赋中的交汇。

中国古代诗歌有两个源头,一是《诗经》,一是《楚辞》。后人常以“风骚”并称,“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骚”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两者都产生于先秦,却在地域、形式和精神气质上有明显差异。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是理解早期中国诗歌的一条捷径。

先看地域。《诗经》收录的作品大多产生于黄河流域,十五国风涉及的地区主要在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一带,周南、召南的部分作品已延伸到江汉流域。《楚辞》则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产物。宋代黄伯思概括楚辞的特点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方言、音乐、地理、物产都带着鲜明的楚地色彩,这正是“楚辞”一名的由来。

再看形式。《诗经》以四言为主,篇幅一般不长,常用重章叠句,同一个意思换几个字反复咏唱,便于合乐歌唱。楚辞的句子长短参差,五言、六言、七言交错,最显著的标志是大量使用语气词“兮”,或放在句中,或放在句末,造成舒缓摇曳的节奏。篇幅也大大扩展,《离骚》长达两千多字,在先秦诗歌中独树一帜。

作者身份也不同。《诗经》的作品绝大多数作者不可考,有的出自民间歌谣,有的出自贵族宴饮和宗庙祭祀;楚辞则有屈原这样姓名、生平都清楚的作者,作品中充满强烈的个人情感和身世之叹。从集体歌唱到个人抒怀,这是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楚地的宗教风俗给楚辞带来了另一种气质。东汉王逸在《九歌》序中说,楚国南郢一带、沅水湘水之间,民俗信鬼而好祭祀,祭祀时必定作歌乐鼓舞来娱神,屈原放逐期间见到这些祭歌,便加以改作,成为《九歌》。今存《九歌》共十一篇,从《东皇太一》《云中君》到《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礼魂》,所写的神灵、巫者与人神之恋,带有浓厚的神话和巫风色彩。相比之下,《诗经》中的雅、颂虽然也有祭祀之作,风格却庄重平实得多。

想象方式上的差异同样明显。《诗经》多写眼前的人事与自然,赋比兴的手法朴素真切;楚辞则驱使日月风云、龙凤神灵,上天入地,想象奇丽。后人常把前者视为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把后者视为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这种概括虽然简略,却抓住了两者的主要特色。

两种传统并非截然分开。汉代的辞赋直接继承楚辞,又吸收了《诗经》的讽谕精神;后世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深受楚辞影响,而杜甫等人则更多继承了《诗经》关怀现实的一面。对照阅读时,可以选取主题相近的作品,例如《诗经》中写思念的篇章与《九歌》中的《湘夫人》,比较两者的语言和情调。原文可在站内的《楚辞》中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