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周易注》的玄学背景:正始名士、以无为本与圣人有情
王弼二十四岁去世,却以《周易注》《老子注》开启了魏晋玄学。本文介绍他出身的书香门第与何晏对他的赏识,正始年间清谈的风气,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如何进入他对《周易》的解释,大衍之数“其一不用”的论述,以及他与何晏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辩论,说明《周易注》在玄学思潮中的位置。
在中国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王弼那样以如此短暂的生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他生活在三国魏时,只活了二十四岁,却留下了《周易注》《老子注》等著作,开创了义理易学的新传统,也成为魏晋玄学的奠基人之一。要理解他的《周易注》,必须把它放回魏晋玄学兴起的思想背景中去。
王弼出身于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家族。他是建安文人王粲的族孙,据记载,东汉学者蔡邕的大量藏书后来辗转归于王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王弼少年时便博览群书,尤其喜好《老子》,善于辨析义理。当时的玄学领袖何晏见到他后十分惊叹,认为这样的人可以与之讨论天人之际的问题。
王弼生活的正始年间,是玄学兴起的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热衷于讨论有与无、本与末、名教与自然等抽象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后人称之为“正始之音”。他们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三部书后来被合称为“三玄”。
王弼思想的核心是“以无为本”。他在《老子注》中提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有形有名的万物是末,无形无名的道是本。人应当“崇本息末”,把握根本,而不是在具体的事物上纠缠。这种本体论的思考,也贯穿在他对《周易》的解释之中。他认为,卦爻辞所说的各种具体事物都是“末”,读者应当通过它们把握背后统一的义理。
这一点在他关于“大衍之数”的论述中表现得很清楚。《系辞》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历代学者对于为什么有一个数不用,有各种解释。王弼认为,不用的那个“一”,正是太极,是无,它不参与具体的运用,却是其余四十九个数得以运用的根据。这段论述保存在韩康伯的《系辞注》中,是王弼以玄学解《易》的典型例子。
王弼与何晏之间还有一场著名的争论。何晏认为圣人没有喜怒哀乐等情感,王弼则不同意。他认为,圣人超过常人的地方在于精神的明智,与常人相同的是五种情感;圣人同样有情感,只是能够应物而不为物所累。这一观点体现了王弼在本体与现象之间寻求统一的思路,也影响了他对《周易》中圣人形象的解释。
由于这样的思想背景,王弼的《周易注》带有明显的玄学色彩。他以简驭繁,重视卦义的整体把握,反对汉代象数学家那种一字一象的繁琐附会。后来的学者对此评价不一:有人赞赏他扫除了汉易的繁琐,开辟了义理易学的道路;也有人批评他以老庄解《易》,偏离了儒家经典的本义。
站内收录的《周易注疏》保存了王弼的注文。阅读时可以留意注中出现的“无”“本”“一”等概念,以及他对复卦、乾卦等关键卦的解释,再结合《周易略例》中的论述,体会一位年轻的玄学家怎样重新诠释了这部古老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