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三种面貌：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与王弼本

两千多年来，人们读到的《老子》基本上都是传世刻本，其中以三国魏王弼注本和传为汉代河上公注本最为通行。二十世纪后期，考古发现接连出土了几种古老的《老子》写本，使学者第一次能够看到汉代乃至战国时期《老子》的面貌。把这些出土本与传世的王弼本比较，引发了大量的新研究。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两种《老子》写本，学者称为甲本和乙本。这两种帛书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通行本的次序正好相反。此外，帛书本不像通行本那样分为八十一章，文字也与通行本有不少差异。

帛书两本的抄写年代可以通过避讳来推断。甲本中不避汉高祖刘邦的“邦”字，说明它可能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或汉初；乙本则把“邦”改为“国”，说明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后。这类细节为确定写本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说明今本中的一些“国”字，原来可能写作“邦”。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的内容。整理者根据竹简的形制，把它们分为甲、乙、丙三组。郭店简本的总字数约为两千字，大约只有通行本的五分之二，各组的内容和次序也与通行本不同。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老子》写本，属于战国时期。

郭店简本中最受关注的异文之一，是通行本第十九章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在简本中作“绝智弃辩”，而“绝仁弃义”一句在简本中也是另外的文字。这一差别意义重大：通行本中激烈反对儒家仁义的言论，在早期写本中并不存在，或者没有那么尖锐。这引发了学者对早期道家与儒家关系的重新思考。

此外，北京大学收藏的一批西汉竹书中，也有一种较为完整的《老子》写本。这个本子保存了分章的标记和上下篇的篇题，对研究《老子》的分章和篇名提供了新的材料。连同前面几种出土本，学者已经可以排出一条从战国到汉代《老子》文本演变的线索。

那么，出土本是否就比王弼本更好呢？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出土本年代更早，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传世本中的讹误和后人的改动；但出土本本身也有抄写的错误，而且可能只是当时流传的众多本子中的一种。王弼本经过历代学者的校勘和注释，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系统。比较合理的态度，是把出土本和传世本对照起来，相互印证。

站内收录的《老子》可以作为对照的基础文本。读者可以挑选几个著名的章节，比如第一章、第十九章，查找出土本的相应文字，留意其中的异同，体会一部经典在流传过程中经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