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各自讲什么：《周礼》官制、《仪礼》仪节与《礼记》礼论

儒家经典中有三部以“礼”为主题的书：《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初学者常把它们混为一谈，其实三部书的内容、体裁和成书过程都有很大差别。弄清它们各讲什么，是进入古代礼学的第一步。

《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讲官制的书。它把国家的官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分别负责治理、教化、礼仪、军政、刑法和工程，逐一列出各官的名称、人数和职掌。全书描绘了一个规模宏大、分工细密的理想国家蓝图。冬官一篇早已亡佚，汉代以《考工记》补入。

《仪礼》在汉代称为《礼》或《士礼》，是三礼中被最早立为经的一部。它详细记录了各种礼仪的具体程序，今存十七篇，包括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射礼、朝聘礼、丧礼和祭礼等。每一篇都按照仪式进行的先后，把参加者的位置、动作、言辞和所用器物一一写明，好比一份详尽的仪式记录。

《礼记》则是一部论文集。“记”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原本是儒家学者为解释《仪礼》而写的说明文字，后来内容逐渐扩大，涉及礼的意义、制度、教育、音乐、修身和政治等各个方面。汉代流传的“记”有多种，戴德编选的称为《大戴礼记》，戴圣编选的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后者就是今天所说的《礼记》。《大戴礼记》也流传下来，但已有不少篇章散佚。

三礼之名的确立，与东汉末年的郑玄密切相关。郑玄同时为《周礼》《仪礼》和《礼记》作注，用三部书互相发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礼学体系。从此三礼并称，郑注也成为后世研究三礼的基础。唐代贾公彦为《周礼》《仪礼》的郑注作疏，孔颖达为《礼记》的郑注作疏，构成了三礼注疏的完整系统。

在历代的地位上，三部书也有起伏。唐代科举把经书按篇幅分为大经、中经、小经，《礼记》属于大经，《周礼》《仪礼》属于中经。由于《礼记》文字相对易读，内容又富于义理，研习的人最多；《仪礼》文字艰涩，仪节繁复，读者较少。宋代王安石作《周官新义》，把《周礼》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使这部书一度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

朱熹对三礼的关系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仪礼》是礼的根本，《礼记》是解释《仪礼》的传，应当以《仪礼》为经，把《礼记》等书中的相关内容附在后面。他晚年主持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就是按照这一思路重新组织礼学文献的尝试。

简单地说，读《周礼》可以了解古人设想的国家制度，读《仪礼》可以了解具体的礼仪程序，读《礼记》可以了解古人对礼的意义的思考。站内收录的《四部备要》本《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把三部书的注疏汇于一处，便于读者在三者之间相互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