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传与蔡传：《尚书》的两种权威注本及其时代

一部经书的地位，往往与它的注释密切相关。在《尚书》流传的历史上，有两部注本先后成为官方认可的标准：一是唐代以来通行的孔传，二是南宋以后通行的蔡沈《书集传》。前者主导了唐宋两代的经学，后者则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比较这两部注本，可以看到经学风气的转变。

孔传题为西汉孔安国所作，随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一同流行。唐初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尚书》采用孔传，并为之作疏，合称《尚书正义》。孔传的注释比较简明，以解释字词和串讲文意为主；孔颖达的疏则详细引证礼制、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材料，对孔传加以申说。从此，孔传与正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读书人学习《尚书》，都以此为准。清代学者论定孔传并非孔安国所作，但它作为魏晋时期的注释，仍有一定的训诂价值。

到了宋代，经学风气发生了变化。学者们不满足于汉唐注疏的训诂方法，更注重从经书中阐发义理。朱熹对《尚书》用力颇深，但晚年精力不济，未能亲自完成注释，便把这项工作托付给弟子蔡沈。蔡沈字仲默，号九峰，用了约十年时间完成了《书集传》，后世简称“蔡传”。

蔡传的取向与孔传明显不同。在训诂上，它吸收了汉唐注疏和宋代诸家的成果，力求简明通达；在义理上，它强调帝王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把《尚书》解读为圣王心法的记录。蔡沈在序中开宗明义，说二帝三王的治理本于道，而道又本于心，这正是理学的典型观点。

蔡传最受重视的，是对《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的阐发。理学家把这四句话视为尧舜禹相传的心法，称为“十六字心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禹谟》恰恰属于后来被证明为伪作的古文篇章，可见一段文字即使来源有问题，也可能在思想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蔡沈本人已经继承了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他在各篇题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区分哪些篇章出自伏生所传，哪些仅见于古文本。这种标注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古文篇章，却为后来的辨伪提供了线索。

元代恢复科举，规定《尚书》以蔡传为主，古注疏也可参用；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书传大全》以蔡传为基础，成为科举的标准读本。从此蔡传的地位超过了孔传，直到清代中期考据学兴起，学者重新重视汉唐古注，孔传和正义的价值才又受到关注。

今天阅读《尚书》，两部注本都值得参考：孔传和正义保存了较多古代的训诂和典制资料，蔡传则提供了宋代理学视角下的系统解释。站内收录的《尚书正义》即孔传与孔疏合编的本子，读者可以选择《尧典》或《洪范》等篇，把它与蔡传的解释对照阅读，体会两个时代的不同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