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与《五蠹》对读:秦王为何读后想见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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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秦王读到《孤愤》《五蠹》后感叹,能与作者交游死而无恨。本文对读这两篇:《孤愤》写“智术能法之士”与把持朝政的“当涂之人”势不两立的困境,《五蠹》以守株待兔批评法古,列举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五种“蠹虫”,并分析两篇为何最能打动一位追求富强的君主。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了《孤愤》《五蠹》等篇后感叹说,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游,死也没有遗憾了。李斯告诉秦王,这是韩非的著作。秦王于是急攻韩国,韩王只好派韩非出使秦国。这两篇文章究竟写了什么,能让一位君主如此倾倒?

《孤愤》的题目,意思是孤独和愤懑。文章开头说,懂得法术的人,必定有远见而明察,不明察就不能洞烛私情;能够执法的人,必定刚强正直,不刚直就不能纠正奸邪。韩非称这样的人为“智术能法之士”。他们一旦被任用,就会揭露和惩治那些把持朝政的权臣,所以与权臣势不两立。

韩非把那些把持朝政的权臣称为“当涂之人”或“重人”。他们控制着君主的耳目,结党营私,诸侯、百官、左右近侍和学士都为他们所用。相比之下,法术之士地位低微,没有党羽,又常常直言触犯君主的忌讳,在与权臣的斗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文章反复申述法术之士的孤立无援,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愤懑之情,许多人认为其中寄托了韩非本人在韩国不得志的遭遇。

《五蠹》则是一篇论述历史变化和社会治理的长文。文章开头梳理了从上古到当时的社会变迁,指出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当不同。著名的“守株待兔”故事就出自这里:宋国有个农夫,看到一只兔子撞在树桩上死了,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希望再得到兔子,结果被宋国人耻笑。韩非用这个故事讽刺那些想用古代帝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世百姓的人。

文章的核心是对五种人的批判,韩非称之为“五蠹”,即五种蛀虫。一是学者,指称颂先王之道、借仁义来扰乱法治的儒生;二是言谈者,指游说诸侯、借外力谋私利的纵横家;三是带剑者,指聚集徒众、触犯禁令的游侠;四是患御者,指依附权贵、逃避兵役的人;五是商工之民,指制作粗劣器物、囤积居奇的工商业者。韩非认为,君主如果不除去这五种人,国家就会衰亡。

《五蠹》中有一句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认为,儒生和游侠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却都在破坏国家的法令。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让百姓专心于耕战,把国家的力量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来。

把两篇对照来读,可以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孤愤》揭示的是君主身边的问题:权臣蒙蔽君主,法术之士无法进用。《五蠹》揭示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各种无益于耕战的人消耗着国家的力量。两篇合起来,正好为一位渴望富国强兵、集中权力的君主,指出了内外两方面的障碍和解决的方向。这或许正是秦王读后深受触动的原因。

然而,韩非本人的结局却十分悲惨。他到秦国后不久,就因李斯等人的谗言被下狱,最终在狱中死去。司马迁在传记中感叹,韩非写了《说难》,深知游说君主的艰难,自己却未能幸免。站内收录的《四部备要》本《韩非子》等包含《孤愤》《五蠹》《说难》等篇,读者可以把这几篇放在一起读,体会韩非的思想与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