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的注疏谱系：郑玄注、孔颖达正义与陈澔集说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庞杂，文字古奥，涉及大量古代的制度、器物和仪节，没有注释很难读懂。在两千年的流传中，它积累了丰富的注释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东汉郑玄的注和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了解这一注疏谱系，有助于读者选择合适的读本。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是东汉末年最有成就的经学家。他早年游学各地，后来跟随马融学习，学成后回乡教授，门下弟子众多。他遍注群经，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门户界限，对三礼用力尤深。郑玄的《礼记注》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注本，后世一直把它作为研读《礼记》的基础。

郑注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经证经，经常引用《周礼》《仪礼》的内容来解释《礼记》，使三礼相互印证。二是注意区分不同时代的制度，遇到《礼记》所说与《周礼》不合之处，常常解释为夏商之礼与周礼的差异。三是重视文字校勘，他用“读为”“读如”说明字的读音和意义，用“当为”指出原文的讹误，这些术语为后世的训诂学所沿用。

南北朝时期，研究《礼记》的学者很多，南方有皇侃等人，北方有熊安生等人，都撰写了义疏。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纂《五经正义》，其中的《礼记正义》共七十卷。孔颖达在序中说明，他们以皇侃的义疏为底本，皇侃没有讲到的地方，用熊安生的义疏加以补充，同时对两家的错误作了纠正。

《礼记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主要任务是疏通郑注，对郑玄的说法很少提出异议。它的疏文篇幅浩大，保存了大量南北朝礼学的成果，许多已经失传的义疏借此得以部分保存。对于研究汉唐礼学的人来说，这部书是不可替代的资料。

宋元时期，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方式解释《礼记》。元代陈澔的《礼记集说》文字浅显，便于诵读，明代永乐年间编纂《五经大全》时，《礼记》部分即以陈澔集说为主，从此它成为明清科举的标准读本，流传极广。不过清代学者多批评它过于简略，在名物制度上的解释不够精确。

清代是礼学复兴的时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以郑注孔疏为基础，兼采宋元以来各家之说，并加上自己的考证，被认为是清人《礼记》注释中较为完备的一部。朱彬的《礼记训纂》则以简明见长。这些新注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可与郑注孔疏互相补充。

如果想深入研读《礼记》，最好从郑注孔疏入手，打下扎实的基础。站内收录的《礼记正义》正是郑注和孔疏的合编本，读者可以先选一篇较短的篇目，比较经文、注文和疏文的关系，再逐步扩展到其他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