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遗书看写本与刻本：咸通九年《金刚经》的位置

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时，偶然发现了一个被封闭的小窟，里面堆满了古代的经卷、文书和绘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藏经洞。洞中文献数以万计，时代大致从四世纪延续到十一世纪初，内容涉及宗教、历史、文学、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这批材料后来大量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地，国内也保存了相当一部分。

在藏经洞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是用毛笔抄写的写本，刻本只占极少数。这一比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敦煌文献所覆盖的数百年间，书籍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抄写。佛经由寺院僧人或专门的写经生抄写，官府文书、契约账目由官吏和书手书写，学童则抄写课本和习字。雕版印刷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取代抄写的地位。

写本时代的书籍流传有自己的特点。每一部写本都是单独抄成的，抄写者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动文字，也可能因疏忽而产生错漏，因此同一部书的不同写本之间往往存在大量异文。写本的形态也不统一，长短、行款、字体各不相同。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差异恰恰是了解文本演变的宝贵材料。

藏经洞中最著名的刻本，是一卷带有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纪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由多张纸粘接成卷轴，卷首有一幅释迦牟尼说法的版画，构图复杂，刻线流畅；卷末有题记，说明是王玠为父母敬造、普施众人。这卷经后来被斯坦因带走，现藏英国。由于它刻印精良、纪年明确，长期被视为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雕版印刷品之一。

这卷《金刚经》的意义，不仅在于年代早，更在于它显示的技术水平。卷首版画的线条细密，文字刻印清晰，说明在此之前雕版印刷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并非初创时期的产物。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多与宗教和日常需要有关，佛经、佛像、咒语、历书、字书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因为这些东西需求量大，适合大量复制。

从写本到刻本的转变，对文本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雕版一旦刻成，就可以印出成百上千份完全相同的文本，书籍的统一性大大提高，异文随之减少。到了宋代，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大量刊刻，刻本逐渐成为主流，写本则退居次要地位。后世学者所见的古书，大多是经过刻本整理、统一之后的面貌。

敦煌写本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们保存了刻本时代之前文本的原始状态，许多书籍的早期形态、已经亡佚的著作以及当时的社会文书，都依靠这批写本才为今人所知。把敦煌写本与后世刻本对照，往往能发现刻本中被改动或删去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藏经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写本时代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