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石”到“金石学”:《金石萃编》与乾嘉金石考据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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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本指钟鼎和碑碣,宋代欧阳修、赵明诚以来形成专门的学问,到清代乾嘉时期达于鼎盛。王昶积数十年之力编成的《金石萃编》,全录原文、汇集题跋、附加按语,被视为这一时期金石考据的集成之作。本文梳理“金石学”这一概念的由来和内涵,说明这部书在其中的位置及其后续补订。

“金石”二字,原本是两类物质的名称。“金”指的是以青铜为主的金属器物,如钟、鼎、彝器;“石”指的是刻有文字的石质器物,如碑、碣、墓志、摩崖。由于这两类器物上的文字往往能够长久保存,古人常以“金石”来比喻坚固和永恒,所谓“金石不朽”。

把金石上的文字作为研究对象,在汉魏时期就已有零星的记载,但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则是在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等书,开创了收集、著录和考证金石文字的传统,赵明诚的书名更直接把“金石”二字并举,作为这一类研究对象的总称。

元明两代,金石研究有所延续,但总体上不如宋代兴盛。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嘉庆时期,随着考据学的兴起,金石研究进入了鼎盛阶段。乾嘉学者把金石文字视为考证经史的重要材料,大量搜集拓本,撰写题跋,金石著作层出不穷。

在这一时期的金石著作中,王昶的《金石萃编》具有集成的意义。王昶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学问渊博,长期留心搜集金石。他积数十年之力,汇集了一千五百余种金石文字,于嘉庆年间编成这部一百六十卷的巨著。

这部书的集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录原文,把每一种碑刻的文字完整地抄录下来,使读者不必再去寻找拓本;二是汇集题跋,把宋代以来各家对同一碑刻的考证集中在一起,便于比较;三是附加按语,王昶在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考证和判断。三者结合,使这部书成为金石研究的综合参考。

“金石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在近代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界定。民国时期的金石学家马衡在其讲义中,把金石学界定为研究历代金石的名称、形制、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风格等的学问,并强调其目的在于考订历史。这一界定概括了宋代以来金石研究的基本内容。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金石学逐渐被纳入更广阔的学科体系之中。考古学重视科学的发掘和地层的记录,而传统的金石学主要依靠传世的器物和拓本,两者在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金石学所积累的大量著录和考证成果,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文字和历史的重要基础。

《金石萃编》成书之后,后人对它进行了多次续补和订正。有的学者补录了它未收的碑刻,有的学者校正了它录文中的错误,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著作。这些续补工作,一方面说明了这部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在录文准确性上存在的不足。

对于想了解金石学的读者来说,《金石萃编》是一部很好的入门参考。可以先从自己感兴趣的时代或地域入手,查看书中著录的碑刻,读一读原文和各家题跋,体会金石学家是怎样从一块碑石中发掘出历史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