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和吐鲁番残卷读《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编撰的《本草经集注》，是中国本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第一次系统整理了《神农本草经》，并把《名医别录》的内容合入其中，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本草著作的基本格局。然而，这部书的原本早已失传，今天要想了解它的原貌，出土的残卷是最直接的材料。

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大量写本，其中有一卷《本草经集注》的序录残卷。这卷残卷后来流入日本，收藏于龙谷大学。它保存了全书序录的大部分内容，包括陶弘景的自序、对药物性味和采集的总论，以及“诸病通用药”等部分，是研究此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外，在吐鲁番也发现过《本草经集注》正文的残片，保存了若干药物条文。这些残片虽然很小，但可以与传世文献中的引文相互对照，验证后世引文的准确性。

残卷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保留了朱墨分书的原貌。陶弘景在编撰时，把《神农本草经》的原文用朱色书写，把《名医别录》的文字用墨色书写，自己的注释则以小字附在后面。这样，读者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来源的文字。这种做法在传世刻本中已经无法完全保留，残卷却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实际样子。

序录中的“诸病通用药”部分，按照病证列出可以选用的药物，例如治风、治热、治痰等各有若干味药。这一部分体现了陶弘景把药物与病证联系起来的思路，也是后世本草著作中“主治”类目录的先声。

序录还讨论了药物的分类。陶弘景改变了《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改为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类，另有“有名未用”一类。这一分类方法，对后世本草的编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正文的大部分内容，则要依靠后世本草的引录来了解。唐代的《新修本草》以陶书为基础，宋代的本草又层层沿袭，最后都汇入了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之中。因此，在《证类本草》中标明出自陶弘景的文字，就是《本草经集注》正文的主要来源。

把残卷和《证类本草》结合起来阅读，是了解《本草经集注》的有效途径：先读残卷中的序录，把握全书的体例和陶弘景的编撰思想；再到《证类本草》中查找具体药物的条文，辨认其中属于陶书的部分。现代学者据此做过辑复工作，也可以参考。

站内的《证类本草》可以用来做这一步的工作：找到一味药物，留意其中用标记区分的本经、别录文字和陶弘景的注释，再与残卷序录中讲到的朱墨分书体例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