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氏家传的择日汇编：《鳌头通书》与同类大书的比较

明清两代的择日通书中，有几部篇幅宏大的汇编性著作，常被后人相提并论，《鳌头通书》就是其中年代较早的一部。它的特点在于与一个刻书家族的长期经营联系在一起，从编纂到刊行再到重刻，前后经历了好几代人。

这个家族就是福建建阳的熊氏。建阳是明代最重要的坊刻中心之一，熊氏在当地世代从事刻书。熊宗立字道轩，号勿听子，既是刻书家，又通医学，刊刻和编写过多种医书。在择日方面，他编有《通书大全》，在当时颇为流行。

熊宗立的曾孙熊月涛继承了这份家学。据书前序文所述，他在先人著作的基础上积累多年，把自己手集的通书交付刊刻，这就是《鳌头通书》。到了清乾隆年间，熊氏后裔又把它重新刊刻，使之继续流传。今天所见的本子多署熊宗立撰集，是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了他身上。

比较的第一个方面是取材。《鳌头通书》的内容涉及历法、神煞、造葬、嫁娶、出行等方面，取材于前代的各种择日书籍，并融入了熊氏家族积累的经验。它的汇编带有家学传承的色彩，不同于那些由书坊临时拼凑而成的通书。

清初魏鉴的《象吉通书》取材更广，凡是魏鉴所能见到的择日资料，大多被收罗进来。从书中的序文和凡例看，魏鉴在编纂时参考过《鳌头通书》等前代通书。两书相比，前者更具家族传承的连续性，后者则更像是对前人成果的大规模汇总。

第二个方面是编排。《鳌头通书》全书十卷，大体按照事务的类别分门编排，便于使用者查找。这种编排方式适应了民间日常查阅的需要，读者可以根据自己要办的事情直接翻到相应的部分。

钦天监奉敕编成的《协纪辨方书》，编排上则更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开头讨论神煞的来源和原理，然后才是具体的应用。它的目的是规范和清理民间择日知识，而不是满足日常查阅的需要，因此与民间通书的编排逻辑有明显的不同。

第三个方面是对待前人说法的态度。民间通书大多采取兼收并蓄的办法，对于相互矛盾的说法往往一并保留；官修书则以辨正为宗旨，删除了许多被认为没有根据的条目。《鳌头通书》属于前一种，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流行的择日说法，这也使它成为研究明代民间择日知识的重要材料。

这部书的初刻本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出版，清末上海广益书局也有石印本流通，近年台湾地区还出版过校正点注本。版本的延续说明，它在民间的影响持续了数百年。

把《鳌头通书》放在明清通书的序列中考察，可以看到一部书怎样在一个家族的手中代代相传，又怎样被后来的汇编者吸收和改造。对于书籍史和民间知识史的研究来说，这条线索颇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