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书、批评与通书：《象吉通书》中的造葬门类

在《象吉通书》的目录中，与安葬有关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书中把修造房屋和安葬亲人合称“造葬”，按年、月、山向排列了大量神煞定局，还附有罗经分金等内容。这些门类集中反映了清代民间在丧葬时日问题上的观念，也让人想追问：为安葬挑选日子的习俗是从何而来的？

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儒家礼书。《仪礼·士丧礼》中记载，士去世之后，家人要通过占筮来确定墓地，称为“筮宅”，再通过龟卜来确定下葬的日子，称为“卜日”。在先秦礼制中，择定葬地和葬日是丧礼的正式环节，由专人主持，但所用的方法和后世的通书并不相同。

礼书中还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从去世到下葬的时间。《礼记·王制》说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和士则时间更短。这些规定着眼于礼制的等级秩序，与后世根据年月神煞来选择日子的做法，在出发点上有很大差别。

汉唐以后，阴阳家的葬日禁忌逐渐流行，批评也随之而来。唐初吕才受命校订阴阳书籍，撰有《叙葬书》，引用《春秋》等经典中的葬日记录，指出古人并不拘泥于年月的吉凶，认为后世葬师的种种说法缺乏根据。

宋代的批评更加尖锐。司马光作《葬论》，说当时的人因为迷信葬师，常常为等待吉日而久不安葬亲人，甚至因此导致亲人的灵柩长期停放。他以自己家族不信葬师而照常安葬的经历为例，劝人不要为这些说法所惑。程颐也认为，选择墓地应当着眼于土地的坚实和避免将来的侵扰，而不是阴阳家所说的祸福。

然而，士大夫的批评并没有使葬日禁忌消失。到了明清，民间通书反而把这些内容编排得更加系统。《象吉通书》中的造葬门类，就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编者按照二十四个山向逐一排列年月神煞，使用者只需按图索骥，就能查到相应的说法。

从这种编排中可以看出，通书在民间扮演的是一种工具书的角色。普通人家遇到丧事，不一定能够读懂复杂的阴阳理论，但可以借助通书中现成的定局作出安排，这正是通书流行的原因之一。

今天阅读这些门类，可以把礼书的规定、士大夫的批评和通书的编排放在一起，看它们怎样构成一幅关于丧葬时日的观念图景。这对于理解古代的家族礼俗和社会心态很有帮助，而书中的种种禁忌规则，本身并不是可以凭信的依据。

若要深入，可以先读《仪礼·士丧礼》中筮宅、卜日的段落和司马光的《葬论》，再翻看《象吉通书》造葬门类的编排方式，体会经典礼制、儒者批评与民间实践三者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