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简《日书》到《选择宗镜》：择日观念的古典来源

《选择宗镜》是一部讨论择吉的明代书籍，书中充满了岁德、月德、贵人、禄马之类的名目。初读的人往往觉得这些概念琐碎难解，其实，为行事挑选时日的观念在中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明代的择吉书只是这一长链条上较晚的一环。追溯它的来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类书籍。

一九七五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被整理者称为《日书》的文献。简文按日排列了宜忌事项，涉及嫁娶、出行、筑室、裁衣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记有建除等名目。这说明早在秦代，按日判断宜忌的做法已经在基层社会中流行，并且有了成文的手册。

到了汉代，择日的流派更加繁多。《史记·日者列传》后附褚少孙补记的一段故事颇为有名：汉武帝召集各家占者，询问某日是否适合娶妇，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一家的回答各不相同，有说可以的，有说不吉的，争论不休。最后武帝下令，以五行家的说法为主。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汉代已经存在多个各自独立的择日体系，它们的规则互相矛盾；其二，官方曾试图在诸家之间确立一个主导的标准。此后两千年间，择日文献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在诸家说法的叠加与清理之间反复。

与此同时，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讥日》等篇，逐一反驳当时流行的时日禁忌，认为祸福与日子的选择并无关系。唐代吕才奉命整理阴阳书时，也对当时流行的种种禁忌提出了质疑。这些批评构成了择日传统的另一面。

宋元以后，民间通书大量刊行，各种神煞名目层层累积。同一个日子，按这一家的规则是吉日，按另一家的规则又犯了某种煞，编书者为了周全，往往兼收并蓄，结果使书中的规则越来越繁杂，使用者无所适从。

《选择宗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试图在众多神煞中分清主次，确定一些基本的准则，这与汉武帝当年要求以某一家为主的做法，在思路上颇有相似之处。所谓“宗镜”，也就是要为纷乱的择日说法找一面可资对照的镜子。

从这个长时段的视角看，择日文献既反映了古人对时间性质的理解，也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对确定性的需求。它们记录的是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民俗观念，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思想史很有价值，但其中的宜忌规则本身并不具有科学依据。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先读《史记·日者列传》的褚少孙补记和《论衡》中批评时日禁忌的篇章，再翻阅《选择宗镜》，比较不同时代的人怎样看待同一类问题，体会择日观念在历史中的延续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