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方志读《温疫论》:明末疫情的医书记载与史料互证
《温疫论》自序记载崇祯辛巳年山东、浙江及南北两直隶的疫情,可以与明末地方志的灾异、祥异门类和时人笔记相互印证。本文介绍医书、方志与笔记三类材料各能提供什么,互证时需要留意的记载详略问题,以及古代“疫”字涵盖多种传染病、难以确指病种的局限。
研究历史上的疫病,有两类材料尤其重要:一类是医书,记录了医家对疾病的观察和治疗经验;一类是史籍,包括正史、地方志、笔记等,记录了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社会影响。把两类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是疫病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温疫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温疫论》的自序中,吴有性记载了崇祯辛巳年的疫情:疫气流行,山东、浙江以及南北两直隶感染者尤多,五六月间更加严重,家家传染。这段记载提供了疫情的时间、地域和严重程度,是医家亲眼所见的第一手资料。
要验证和补充这段记载,可以查阅明末的地方志。中国的地方志通常设有灾异、祥异或五行等门类,专门记录本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其中就包括疫情。许多明末清初编修的地方志中,都有崇祯年间发生大疫的记载,有的还描述了死亡的惨状。
明人笔记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一些文人在笔记中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的疫情,内容往往比地方志更加具体生动,有的还记载了当时人们应对疫情的方式。这些笔记与医书、地方志相互补充,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通过互证,可以得到单一材料无法提供的认识。例如,医书告诉我们疫病的症状和医家的看法,地方志告诉我们疫情波及的范围和死亡人数,笔记告诉我们社会的反应。把这些信息拼合起来,就能重建一幅较为完整的疫情图景。
当然,两类材料各有局限。医书的记载往往侧重医学方面,对疫情的地域和规模描述较为笼统;地方志的记载有时过于简略,只有“大疫”“人多死”等寥寥数字,而且不同地方志的记录详略不一。使用时需要注意这些局限,不能简单地把某一种记载当作全部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古代文献中的“疫”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可能包括多种不同的传染病。仅凭文献记载,很难确定某次疫情究竟是什么疾病。现代学者对明末疫情的性质有过不少讨论,提出了不同的推测,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
尽管如此,史料互证的方法仍然非常有价值。它使我们能够把一部医书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看到医学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温疫论》之所以能够提出新的瘟疫理论,正是因为吴有性亲身经历了明末的大疫。
站内收录的《温疫论》可以作为互证研究的起点。读者不妨先读自序中关于疫情的记载,再查阅自己家乡或感兴趣地区的明末清初地方志,看看其中是否有相应的记录,体会医书与史籍之间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